毛泽东重要论述（节选）
（来源：《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告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人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6页
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和各种力量的艰难探索
（来源：《中国共产党简史》）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其中主要的有1840年至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其他方法，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种种特权。英国割去香港，日本侵占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中国东北，西北的领土；还勒索中国的赔款，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西方列强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西方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在北京野蛮烧杀淫掠……所有这些，都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一个卖国的、腐朽无能的、扼杀中国生机的政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从这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捍卫中华文明，从未停止过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有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爱国先驱，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也好，“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也好，试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人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在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这个任务光荣地落到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为什么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来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2010年12月，突尼斯多地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大批民众涌上街头，最终迫使时任总统本·阿里下台。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动荡浪潮随即席卷中东、北非地区10多个国家，多国政权垮台，个中原因非常复杂，政治安全脆弱、极易受到外部势力操纵与颠覆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阿拉伯之春”早已变成“阿拉伯之冬”，不但没有带来民众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反而导致主权割裂、社会失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离开了政治安全，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对外不能独立自主，内部政治动荡，就不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就不可能实现长远发展。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坚定不移地维护政治安全，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实现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全攸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在国家安全这一肌体中，政治安全是心脏，心脏停止了跳动，再强壮的肌体也会失去生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处在敌对势力的封锁、遏制之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的较量始终未曾停歇。直到现在，各种敌对势力也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习近平总书记警醒全党：“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安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我们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政治安全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障。维护政治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没有政治安全这块基石，人民的美好生活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路走来，我们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成功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应变局、斗疫情，有效应对了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和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实现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安全提供了根本前提和持续保障。
政治安全决定和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国家安全是由多个领域安全共同组成的，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具有传导效应和联动效应。其中政治安全是核心，起决定性作用，规定和制约着其他领域的安全。没有政治安全的保障，其他领域的安全就无从谈起，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最终也要反映到维护政治安全上来。必须从维护政治安全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应对各领域安全风险挑战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其在协调各领域安全中的抓手作用。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大局总体稳定，但政治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维护政治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提高防范和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牢牢掌握维护政治安全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