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饱含着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1964年5月14日，不满42岁的焦裕禄去世了。57年过去，“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依然激励着后人。

      连日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走进焦裕禄的故乡——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来到焦裕禄干部教育学院和焦裕禄纪念馆，通过集中授课、专题辅导、交流研讨等方式，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接受焦裕禄精神的洗礼，深刻感悟焦裕禄精神的内涵。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淄博市北崮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博山县城。第二年，焦裕禄被迫辍学，在家“种地、卖油、下煤窑”，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1942年6月，焦裕禄因参加过抗日自卫组织红枪会被日军抓了起来。他先后被关押在博山赵家后门日本宪兵队、胶济铁路张店日本宪兵队、济南日本宪兵队，备受摧残折磨，最后被押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做特殊劳工。

      后来，几经流转，1945年秋，回到家乡的焦裕禄迫不及待地加入民兵队伍。1946年1月，焦裕禄在北崮山村一处老房子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入党是绝对保守秘密的……只知道共产党来了老百姓才过上好日子，入党后要更加积极主动干好工作。”焦裕禄在自传中写道。

      1947年参加南麻临朐战斗后，焦裕禄又随八纵北渡黄河，到渤海区开展土改复审工作，并在此选入南下干部大队，经过三个月集训，于1947年10月开始南下，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一串坚实闪光的脚印。

      “焦裕禄在家乡成长、入党、参加革命。家乡的成长经历为焦裕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时的焦裕禄已经初步成长为一个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战士。”中共淄博市委党史研究院宣传教育科科长刘金辉说。

      1953年，焦裕禄被选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现中信重工），在这里工作了9年，从“拉牛尾巴的人”成长为工业战线上的一名“红旗手”。1958年，新中国第一台双筒提升机，就是由时任机器厂一金工车间主任的焦裕禄主持研制的，填补了中国矿山机械制造史上的一项空白。

      1962年，焦裕禄调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后，面对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带领全县人民全身心投入治理“三害”的斗争中。

      焦裕禄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锻炼人。请领导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带着这个誓言，他的名字永远和兰考连在了一起。

      焦裕禄来到兰考的第二天，就深入农村调查。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他对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取得了战胜“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植树造林、翻淤压沙、挖河排涝、改变盐碱等一系列改变兰考面貌的规划。

      其实，这时的焦裕禄已经患有慢性肝病，许多同志劝他在办公室听汇报，他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要亲自掂一掂“三害”的分量。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群众。”在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焦裕禄大声疾呼。他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兰考县委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到基层驻地蹲点，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掀起了除“三害”的热潮。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64年春天，当兰考除“三害”斗争进入关键阶段，焦裕禄的肝病也恶化了。讲话时，他常常用右手按住肝部；在办公室写文件，他就用藤椅的右角顶着肝部。

      1964年3月，党组织决定安排焦裕禄住院治疗。临行前，他还在布置工作。路上，他一直弯着腰捂着肝部。

      经过几次转院，焦裕禄被送到北京治疗。躺在病床上，他还是念念不忘兰考。临终前，他唯一的要求是：“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要把我埋在沙丘上，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不幸逝世，终年42岁。他去世后，兰考人民在根治“三害”的道路上接续奋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带领兰考人民种植的泡桐树，因适合制作民族乐器音板，逐步带动当地民族乐器产业发展，使兰考跻身中国四大民族乐器生产基地。

      焦裕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就像他在日记中所写：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更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