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人的帮助下，冯玉祥部在绥远省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率三十六旅千里驰救被围困数月之久的西安，使西安城转危为安。

       1927年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进驻潼关。这一时期，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共产党人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一方面同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宣侠父、魏野畴等亲密往来，向他们请教革命道理。

       1927年7月蒋、冯徐州会议后，第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送客”，大批共产党人被“礼送”离队，而在十九师，吉鸿昌不仅没有搞“送客”，还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1931年夏，因特务告发，吉鸿昌的潢川起义计划夭折。1931年8月，蒋介石解除吉鸿昌的兵权，强令他“出国考察”。

       吉鸿昌此次出洋，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环游了欧美等十余国，沿途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

       一次，他要往国内邮寄衣物，美国邮局的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吉鸿昌非常气愤，跟着监视他的国民党特务却劝告他说：“你若说日本人，便可受到礼遇。”他怒斥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认为当中国人无上光荣！”回到旅馆，他当即找来一块小木牌，写上“我是中国人”5个字，下面还用英文作了翻译。以后，每逢赴宴或出入于大庭广众之处，他都把这块木牌佩戴胸前。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从国外回到上海。他立即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商谈抗日救国活动大计。同年秋天，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决心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吉鸿昌则在天津为抗日武装发动察哈尔抗战计划而四处奔走。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六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3月下旬，他按照党的指示，急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揭旗抗日。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他率同盟军主力分3路北进，在一个月内，抗日同盟军接连收复察北四县，使日军遭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震动中外。

       1934年5月，吉鸿昌参与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这时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的家，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在楼上一角，他还设立了简易印刷所，印刷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和党的秘密文件。

       吉鸿昌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蒋介石严令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逮捕暗杀吉鸿昌。11月9日晚，吉鸿昌被捕。

       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举行的所谓军法会审时，他义正词严，变敌人的法庭为讲坛，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残内媚外的罪恶，庄严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这已是我毕生最大光荣。”

       临刑前，他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正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年仅39岁。

       2009年，吉鸿昌被评选为“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父亲已经离开87年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身边，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父亲是我们党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他的英雄事迹，已化作不朽的民族精神和不竭的精神财富，他身上体现的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气，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来源：新华社）